大年三十忆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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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而降的厄运，一下子把我年轻的父亲打蒙了。当他和母亲为了逃生而悄悄回到生养自己的老家时，亲人和村里的乡党，投来的并不是同情反而是不解甚至鄙夷的目光。
农历三月，谷雨过后两天，母亲生了我这个生不逢时的孩子。母亲生我时难产，但迫于生计，为了多挣工分，没过几天就硬撑着下地劳动，并过早地动了凉水，结果落下一个病身子，又无钱医治，后来常常这儿那儿疼痛，有时疼得汗珠滚落，无力说话，甚至疼得在炕上打滚。
1963年和1965年，我妹和我弟先后出生，家里的负担更重了。 那些年，父亲在外村教书，只有周末才回来。母亲既要在生产队干活，又要照顾我们全家人的生活起居，其劳碌辛苦可想而知。令人费解的是，尽管父母常年起早贪黑地劳作，累死累活，一年到头决分时，还是欠生产队的钱，连起码的温饱都不能解决。
在整个60年代，直到70年代末，我们一家人始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除了过年过节之外，几乎没吃过饱饭。 在生产队里，我家没有强劳力，被认为是受养活的人。同时，在那个年代，有知识的人被称为臭老九，处于社会最底层，自然常常受到嘲弄和欺侮。每当生产队分粮的时候，我家这种欠钱户，必定受到队长粗暴的责骂。
记得有一次生产队分麦子，我妈拉扯着我们，夹着口袋，来到碾麦场。队长刘冷娃左手插腰，右手指指点点，对着会计和几个社员厉声喝斥。我们象犯人一样战战兢兢，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人。一堆一堆称好了的麦子倒在麦场上，上面有字条，写着家长的名字。我们找到了自己那一堆大约有一斗半的下风麦，刚要蹲下装袋，一只脚从空飞来，踢开了我的手。刘冷娃凶狠地瞪着我们，指着我妈，劈头盖脸一顿训斥：慢着！分粮跑得欢，干活不见人！焦玉兰，你有脸来分粮？先把欠款交了，再装粮食！队里养你们一家，还不如养几头猪！ 我搓着疼痛的手，透过泪眼看我妈。我可怜的读书人母亲，拉起我的手，强忍着眼泪说，儿啊，咱回家！母亲拉着我们，头也不回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夏天的热风，吹拂着她额头的刘海，吹拂着她白底蓝花的洋布大襟上衣的衣角，吹散她脸上簌簌滚落的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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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巴巴看着孩子们因为贫穷而挨饥受冻，上学交不起学费，父母心急如焚。母亲常对父亲说，只要俺娃能少受可怜，少看人白眼，我就是累死也心甘情愿！
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还加班加点，偷偷地做一些灯笼或花圈，躲开村干部，拿到附近的集市去卖……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贫苦百姓用自己的辛劳换两个零钱，都是不合法的，专政者随时都会＂割资本主义尾巴＂。
母亲坐在炕脚地一个小木凳上，凭借煤油灯并不明亮的光线，按顺序摆好一捆细竹棍，一捆芦苇，一撮细扎丝，一碗打好的浆糊，一把剪刀，一把细麻绳，还有白细纸，皱纹纸，各种颜色的电光纸?然后，手脚麻利地折纸、裁剪、粘贴、拴梆，神情专注。后半夜，一个个成品或半成品就包围了她：莲花灯，菊花灯，金鱼灯…其形态自然生动，色彩逼真艳丽。我们偶尔也会帮忙打下手，但很快就累了，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而母亲则又熬过一个通宵。她依然神情专注，只是眼睛有些红肿。她会从小凳上费力地站起来，揉揉眼睛，捶捶腿，伸几个懒腰。被政治运动整怕了的父亲，有时在家里偷偷帮她打架子，但从不出面到集上去卖。
那天，母亲带着我们，从后门悄悄走出，溜上村东南的河堰，向十五里外的秦镇进发。母亲举着一个花圈，我扛着一根掀把长的竹竿，上面拴着各式各样、色彩缤纷的灯笼，大约有八九个。我妹也拿一短竿，挑着五六个灯笼。我弟还小，空人跟着我们一起走，兴奋地跑前跑后。
风和日丽。初春的阳光融化了沣河的浮冰，河水翻滚着银浪，欢快地向北流去。远处，秦岭逶迤的峰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我在心里盘算着：一个花圈能卖一块三毛钱，一个灯笼能卖一毛五分钱，如果今天全部卖完的话，今年的学费就不用发愁了?
走过文王当年的灵台不久，起风了。天空随着刮风而变得阴沉，雨点也淅淅沥沥洒落下来。糟糕！这些灯笼和花圈一旦风吹雨淋，母亲半个月点灯熬油的劳动成果，将会毁于一旦。
我们开始小跑。前面，沣河堰下，有一处房舍，似乎是一个废弃的小庙，可以躲风避雨。母亲本来浑身是病，腿脚不太灵便，从河堰上往下跑的时候，左手举着花圈，脚下一滑，右手没有抓住半坡的杨树，咚地一声摔倒在地，一路滑落下来。母亲浑身是泥，衣裤也被堰上的荆棘划破了几道口子，血渗了出来，看着此情此景我的心好痛。母亲皱着眉头，咬紧牙关，努力了好几次，想站起来，都失败了。显然她摔得很重。我们赶紧把她扶起。这时我才发现，母亲左手举着的花圈，只是个别地方有些泥湿，基本上完好无损。风雨之中，她始终高举着那个花圈。
小庙锁着门，我们蜷缩在狭窄的屋檐下避雨，雨点还是随风斜射下来。母亲脱了外衣，用双臂撑开，遮盖在花圈顶上。母亲只穿一件夹衣的孱弱的身子，在房檐下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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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