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时候写得像卡夫卡，
有时候像普鲁斯特，
而且时常成功地达到他们没有达到过的深度。”
20世纪“短篇小说大师”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辛格
曾这样评价一位作家
这位作家一生中只出版过两部作品
却拥有众多推崇者
其中包括
米沃什、辛西娅·奥兹克、菲利普·罗斯、
约翰·厄普代克、萨尔曼·鲁西迪、J. M. 库切等
众多一流的写作者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个作家都是一位被文学史遗忘的大师
他就是布鲁诺·舒尔茨
舒尔茨青年时代自画像
布鲁诺·舒尔茨，波兰犹太作家，1892年生于德罗霍贝奇，一生没有离开过此地。青年时学习建筑，后在当地男子文科中学教美术，闲暇时间从事绘画和写作。
舒尔茨的成年生活隐居封闭，平淡无奇，在40岁以前，一直默默无闻。然而随着1934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肉桂店》问世，他立刻被文学界视为不世出的天才。3年后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沙漏下的疗养院》的出版，更是帮他获得波兰久负盛名的“金桂冠”奖。
舒尔茨为《沙漏下的疗养院》绘制的插画
在世人看来，舒尔茨的文学潜力不可估量。令人扼腕的是，1942年11月19日，德国入侵波兰的两年后，舒尔茨被射杀于德罗霍贝奇犹太隔离区街头——两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颅，一切结束了。
戛然而止的不仅是他的生命，吊诡的是，在死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都被文学史遗忘。直到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随着他的作品被介绍到世界各地，他才渐渐重新为世人所知，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作家，并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波兰语小说家之一，甚至足以媲美卡夫卡和普鲁斯特。
德罗霍贝奇，舒尔茨的出生入死之地
舒尔茨在犹太隔离区住宅外的纪念铭牌，上面的内容由乌克兰、波兰和希伯来三种语言书写。
在舒尔茨的作品之外，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他的死亡细节。相关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流传不少版本。2009年，著名作家大卫·格罗斯曼在《纽约客》发表长文《天才的时代：布鲁诺·舒尔茨的传奇》，首次披露了关于舒尔茨之死的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今天微信，节译自这篇长文。逝者已矣，生者还在人性的泥潭中挣扎，读来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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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时代：布鲁诺·舒尔茨的传奇》节选
雷韵 | 译
1.
2008年初夏，在以色列南部城市比尔谢巴的一所养老院，我见到了泽韦·弗莱谢尔（Ze’ev Fleischer）。他是个小个子，瘦弱，秃顶，戴一副巨大的眼镜，83岁了，依然明察锐利，言谈间好挖苦，幽默感里含酸带刺。他尤其喜欢自我贬损，不放过任何一个奚落自己的机会。他写过一些讽刺诗和格言警句，后来结集出了一本书，名叫《我的帆船之上》。1939至1941年间，在格罗霍贝奇的斯顿巴哈私立男子中学，他是布鲁诺·舒尔茨的学生。
“舒尔茨在学校上的是工艺美术课，”弗莱谢尔告诉我，“他非常的羞涩压抑。在旁人看来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人总该要会赚钱才是。但舒尔茨那样的人，写的东西不过是些没用的“废话”，不值一提。在大多数人眼里，他顶多是‘锯木屑’一般的存在……他在学校的教职，是文艺界的朋友们出面安排的。他的作品出版之后，那些朋友看中他的才华。他们知道在一个只看重金钱的环境，他是很难自己生存下去的，于是他们出手相助。
舒尔茨绘画作品
“舒尔茨本该教我们绘画和手工，但他很快明白作为美术老师他不可能从学生那里获得任何尊重。总的来说，他是那种会为自己的存在本身跟别人道歉的人。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课堂上的情形。想要维持纪律是项严峻的挑战，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沦为男生们的笑柄。我想他很快便意识到了这点，而要想不被学生们生吞活剥，他就只能干点别的。他有一个绝妙的主意——给我们讲故事。即兴发挥，信手拈来的故事。那的确就是他在美术课上做的：用文字作画。他讲故事，我们听——就连最不服管束的野蛮动物都会听。”
“舒尔茨住在贝纳斯卡街我姑妈家对面，所以我以前就认识他，”弗莱谢尔继续说，“他跟我父亲差不多年纪。比我大三十三岁。他给我们上课那会儿，有时我会忍不住在课下喊住他——“教授！”我们那时都这么称呼老师——然后问他某个故事是什么意思。他会停下脚步跟我交谈，好像我们是两个平等的人那样交谈，虽然当时他已经被人称作波兰文学的一位巨擘。他是那样明显地缺乏自信。他是那种会走进教室说‘对不起，我来了’‘对不起，我在呼吸’的人，那么一个角色。他连走路也总是弓着身子……
“他也有一种自嘲的幽默感……当他准备讲故事的时候，一开始总会有点踌躇，不确定，但一旦开始编织那些故事，看到课堂安静下来，忽然之间，他脸上会浮现一种略带嘲讽的微笑——啊，他们在听了，他们坐下来，没有动来动去了——他脸上的那种笑容，好像是庆祝暂时的胜利，又好像是在嘲笑他自己。”
舒尔茨中年自画像
2.
“1942年11月19日，舒尔茨被害于德罗霍贝奇犹太隔离区，这一事件唯一幸存的目击者是舒尔茨的朋友伊西多·弗里德曼。”舒尔茨研究权威耶茨·费曹斯基在《布鲁诺·舒尔茨的书信与绘画》（英文版，1988）中这样写道。
“1942年的一天，我记不清具体哪天了，在德罗霍贝奇我们叫它‘黑色星期四’，盖世太保在隔离区搞大屠杀。我们正好在隔离区买食物……听到枪响，看到犹太人在逃命，我们也开始逃跑。舒尔茨身体比较弱，被一个名叫君特的盖世太保抓到了。那人拦住他，拿出手枪朝他的头部连开了两枪。
“天黑之后我找到他的遗体，在他口袋里拿到了证件和一些纸币，交给了他的侄子霍夫曼——一个月以后霍夫曼也死了。天亮之前，我把舒尔茨埋在了犹太人公墓。1944年德罗霍贝奇解放的时候，我已经认不出他的坟在哪儿了。”
根据费曹斯基的说法，弗里德曼是舒尔茨之死迄今唯一的见证人。我也这样以为，直到那天在比尔谢巴养老院，话到中途，弗莱谢尔告诉了我以下的事情：
“42年的一次‘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一般来说，这种‘行动’一两天就结束了。德国人会抓够规定数量的犹太人，然后告一段落。但那一次，持续了整整四周。晚上静悄悄的，白天他们就到处捕杀犹太人。我当时在炼油厂强制劳动。每天早晨5点我们必须出现在门口，一直干活到晚上7点。那时我母亲躲到舅舅家里去了，他是个药剂师。
“所以从‘行动’开始，我就没有见过母亲。我们失去了联系之后，有一天我出门去找她。我跟母亲很亲近，我决定无论如何，不顾一切逻辑，我也要去那个地方找到她。在路上我看到成群的德国人，他们发现哪儿有一个犹太人，举起枪就朝他们射击。这不是以前那种把犹太人抓到一起再送走的行动。这是就地谋杀。他们只是到处抓犹太人，然后就地处决。今天有人叫我们英雄。其实我们是老鼠，躲在自己的老鼠洞里。
“突然间我听到了枪响。我靠着一堵墙站着，等着它过去。我看见几个犹太人从查基街一栋房子前经过，一些德国人和乌克兰人持枪待在那儿。他们朝犹太人开枪，犹太人就倒下了。
“德国人离开之后，我走过那些倒在地上的人。到处是尸体。在街上看到死人已经司空见惯了。要是你遇上一只死猫，印象或许会更深刻。我没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也不知道那些人是谁。就在我快要经过一具尸体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一块面包，就停下来靠近去。
“在人行道边的一具尸体上，我看到了好像是面包的什么东西，从一个人的大衣口袋里探出来。我走到那个男人身边，我猜我当时大概是想拿走他的面包。死去的男人翻转身过来。我把他翻过个儿来。他转过来正好面对着我，我看到了他的脸，我认出那是舒尔茨。那是舒尔茨的脸。”
福莱谢尔停下来，两手按在头上，深呼吸了几次。
“然后呢，你做了什么？”
“我没法说……这太震惊了，我不太确定……我做了什么？我的本能告诉我拿走那块面包，赶紧逃。但我应该没有那样做。我没有那样做。你知道，当一个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们没有东西吃，我们吃的全是不适合人食用的东西，我们只有汤喝，几乎就是清水，里面有几根草还有别的什么……这时我看到他的口袋里，有一块真正的面包。我走到那个死去的男人身边，我想要拿走他的面包。抽出来，然后赶快走。我甚至想到，我会带这块面包给妈妈，她会多高兴啊……但我记不清了，我不知道那块面包后来怎样了。我想我把它留在那儿了吧。是的，因为我看到了他的脸，这儿，这儿，全是血。”弗莱谢尔指了指他的额头，眼睛，把整个脸埋在两只手里。“我一直跑，那天晚上我找到了我母亲。”
“你马上就认出了那是舒尔茨吗？第一眼看到他脸的时候？”
“当然。他有一张很特别的脸。他的鼻子是这样的……他看上去有点像老鼠。但他额角很高，我注意到这个，因为我父母总说，额角高的人都很聪明。”
“你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感觉吗，当你意识到死去的人是舒尔茨？”
“浑身发冷，恐惧……你现在应该知道，他对我来说不只是个老师。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认同感；某种意义上，他是精神上的亲属。我也觉得我的性格跟他有些相似之处……犹豫不决，害羞，缺乏自信。学校的男生嘲笑他的时候，我为他感到难过。我钦佩他，他那种一讲话就能让我们看到一幅画面的才能。我们能够闻到他描述的东西的气味。我还记得他怎么形容肉桂的气味，在德罗霍贝奇的商业街你总能闻到，我这辈子都受不了那个味道，只有当他用语言形容的时候我才喜欢……那时我大概十七岁。我见过很多人死，可突然之间，是他。”
我问他是否知道关于舒尔茨被杀的那个说法。
“当然。说盖世太保军官兰道和君特是死对头，而兰道是舒尔茨的保护人。有人说是君特杀了他。我很难接受这个说法。你知道为什么吗？君特是盖世太保。我不能想象他跑到大街上杀死舒尔茨。他完全有其他办法。但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直到今天也没有。我听到过无数的版本。”
2001年，德国纪录片导演本杰明?盖斯勒在德罗霍贝奇一幢私宅储藏室的粉饰层后面发现了舒尔茨六十年前为德国军官兰道绘制的壁画。这一发现占据了各大国际媒体头条新闻，也开启了波兰、乌克兰和以色列几国持续数年的舒尔茨遗产争夺战。
跟福莱谢尔见面之后的几天，我不断回想起那个画面：男孩附身看着自己的老师横尸街头，一块面包从死者的外衣口袋里支出来。我问福莱谢尔是否能再给我讲讲当时的情景。让我有点意外的是，他爽快地答应了。
“他已经死了，侧身躺在街上，所以你看不到他的脸。他弯着身子躺着。”弗莱谢尔侧过身子示范。我想到舒尔茨躬身躺在那儿的样子，就像他活着的时候，总是驼着背。“我注意到他脚上穿的是一双网球鞋……”
他又谈到了面包。“那是一整块面包。像块砖头……上面全是泥。有一半是锯末。像是他们那时候常常烤的那种泥块。如果我拿手指戳一戳，它会像雕塑用的黏土那样陷进去。”
“然后呢，你做了什么？”我问。
“我做了什么？……我把它拿走了！也许我咬了一口？没有，没有……不管怎样，我没法跟你说清楚那块面包到底怎样了。”
我告诉福莱谢尔，在我看来，他当时所面对的情形，要比他究竟有没有拿走那块面包要可怕太多；我又说，我相信舒尔茨会很高兴，是他的学生拿走了那块面包。
福莱谢尔点点头，但没法全心表示赞同。然后他说：“我想我吃了。就一点点。两口或者三口。没有吃更多。然后它在我手里碎成两半。我当时只想逃走。”
我问他有没有把面包带回去给他母亲，他说他记不得了。“当然，是的。但或许没有吧……即便我把面包带回去给她，我也不会告诉她是从哪儿来的。那时候我们互相都不会谈论太多。”
我告诉福莱谢尔，我真心希望是他吃掉了舒尔茨的面包，在他俩之间有过那样一个瞬间。福莱谢尔耸耸肩，说：“我不知道。我不确定。这是那种你无法回忆的事情。”他叹了口气。“太可怕了，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那些日子里我一心只想着我母亲、父亲和我自己。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当时发生的那些事情。已经是战后了。有一两年我做了很多梦，梦到我的朋友们排成一行走着，不跟我说话。他们背朝着我，因为我活着，我没有帮助他们。这是我的罪孽。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
舒尔茨绘画作品
3.
福莱谢尔的证言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人与布鲁诺·舒尔茨交集的故事，在他去世之后，入土之前。这种联系在片刻间得以将他从一桩匿名的谋杀中唤回，从邪恶的“数据”中赎回他的名字，他的面孔，他的独一无二。这短暂的接触是一种回声，它折射出了舒尔茨身上所有那些善良的，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滋养的东西，他对一个年轻学生的慷慨。这种接触“允许”布鲁诺·舒尔茨多完成了一个仁慈的举动，哪怕在他死去之后。
这些年，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回头重读一次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对我来说，这是每年例行的调整和校准，以加强自己抵抗冷漠与逃避之诱惑的能力。每次打开他的书，我都惊讶地重新认识到，这个作家，这个几乎从未离家远行的人，怎样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创造了现实的另一种维度，甚至直到今天，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依然像他儿时对待落在窗台上的小动物那样，继续喂给我们糖块和面包——让我们可以设法熬过人生无尽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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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作为伟大的文体家，其小说作品此前一直未有译自波兰语原文的版本。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缺，令读者可以一卷在手了解舒尔茨小说艺术的全貌及其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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